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个性上的殊异———一个有着含而不露的儒雅之气,另一个是耿介刚烈有余而恭谦礼让不足,两人没有坐下来推心置腹地好好沟通,错过了相互消除隔阂的最佳时机。
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歧见,出现在两位八路军主将之间。事情是由刘伯承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头一天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翌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
百团大战,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怀策划并一手指挥的一个区域与时间跨度很大的战役。
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在广大民众的配合下,经过连续3个月的艰苦作战,歼灭日伪4.3万余人,拔除敌方大据点近300个,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公路、铁路交通线,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向西北、西南进攻的后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协的逆流,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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