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白之异,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
章太炎、刘师培皆享国学大师之名,以宣扬国粹知名,何以会接受拉氏学说,将中华文明的源流溯于中亚?个中原因,颇值玩味。
一方面,诚如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所言:“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彼时国粹学派多与革命党人关联颇深,“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确有助于其宣扬排满之论。
回顾当时语境,拉氏学说确实颇受革命党人重视。陶成章在撰于1904年的《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节录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中国典籍进一步予以佐证。他指出:“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
宋教仁也颇为赞成“中国人种西来”的学说。1906年,他在日记中写到:“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苦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不过他对拉氏之说似乎还未确信,在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其“不免失之支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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