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他一个月工资300元左右,在大西北还有300元地区补贴,加起来非常高了。他觉得实在太高,要求主动降工资,把自己的地区补贴砍了。
另外他又很豁达。1990年他去世前,在病床上跟我们开玩笑说,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不能全信,死就死了。
关于日本
自家人不许去日企上班
新京报:如何看待现在的抗战剧?
孙东宁:现在很多抗战电视剧,不尊重历史。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八路军百毒不侵,把打仗弄得跟开玩笑似的。
新京报:你觉得开玩笑似的“抗战神剧”会带来哪些问题?
孙东宁:我感觉是我们在宣传上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日本人非常凶残狡猾,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打赢了抗日战争,如果敌人像电视剧上那样愚蠢,我们打一支愚蠢的部队都用了八年,我们成什么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现在的日本?
孙东宁:我母亲现在对日本人仍然没有好感,因为她女儿被日本兵杀害了。我记得2000年前后,我的外甥学软件开发,在日本一家公司实习留下工作,我母亲极力反对,感觉我外甥去日企上班像当汉奸一样。
新京报:现在看会不会显得狭隘?
孙东宁:不会的。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国一样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他们是不可原谅的。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我外甥也比较认可,就没留在日企。
关于“红二代”
贴“红二代”标签不公平
新京报:作为将军之后,你如何看待现今“红二代”的称谓?
孙东宁:我觉得贴“红二代”的标签,有点挑拨各个阶层关系的嫌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红二代这种说法是“文革”思维的翻版,是另一种出身论,对红二代和所有人都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红二代”的标签也给你带来了光环。
孙东宁:不能否认,“红二代”的身份给我带来了荣耀和光环,但就是这种光环,反而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谨慎。
如果“红二代”承认自己是所谓的“红二代”的话,那么做人做事都该以身作则,弘扬正能量。
新京报:你自己对弘扬正能量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吗?
孙东宁:今年5月20日,我回老家山东曹县探亲,家族不少人找我托关系,孩子上学、当兵、找工作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我和他们说,我们老孙家不管以后有没有人当大官,发家致富只能走正道,托关系走后门不是老孙家的传统,这样只能害了彼此。
新京报:在弘扬正能量上你还有哪些建议?
孙东宁:不可否认,社会上各阶层都存在各种各样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扭曲的社会现象,这需要政府和民众一起反思,建立全社会公平廉洁的用人机制。
唯一被授予“免死金牌”的开国将军竟是他
1955年9月,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授予开国将军1038名,元帅10名,他们都是驰骋疆场,出生入死,功勋卓着的共和国功臣,然而,今天要说的这位,是在这1048名将帅中,唯一获得“免死金牌”的将军,他就是王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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