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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