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个香港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
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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