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吕健行在国民党时代就是广州海关一名官员,作为最早引进西方文官制度的海关系统,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三年一届国内调动海关官员的传统,1949年,在重庆海关转正不久的吕健行刚被调到粤海关,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这个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国内的民间资本。“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到境外。”吕健行回忆,“当时‘申电’成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这种上海对广州的电报汇款,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由旧政府的货币变成港币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场就地投机,或转移至国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广州的银行、钱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套汇关系。”
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内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岸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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