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吧。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
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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