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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玉米和红薯为何没拯救大明王朝?

从中央气象局编纂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等文献中收录的气象记录来看,崇祯大旱始于1627年(天启七年)的陕西北部,1630年(崇祯三年)扩大到陕西全境及河南,1633年(崇祯六年)扩散到京师(河北),1638年(崇祯十一年)扩散到山西、山东、南直隶(江苏安徽)。

到1641年(崇祯十四年),旱灾席卷明朝十五省(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的十二个,仅广东、福建、云南没有旱灾的记录。从形势上来看,此时北方各省的旱灾已持续十年以上,陕西的极旱已经持续了近十五年,这些地方的大量饥民已经变为流民或参加起义军,而且外有清军不断犯境。即使明朝中央政府有心,也已不具备在这些受灾省份推广种植红薯和玉米的条件了。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摊丁入亩”,这两项政策是清朝中叶发生人口爆炸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导致粮食压力增大。再加上大片良田改种商品价值更高的烟草棉花等作物,红薯、玉米,以及后来传入的马铃薯,这些高产作物的种植规模才扩大。但是在推广种植方面,仍需要朝廷的介入和干预。

以红薯为例,它虽然在乾隆八年即已传入河南,但乾隆五十年仍需要皇帝亲自叮嘱河南官员推广种植。(乾隆五十年六月庚寅谕军机大臣等:“闽省地方向产番薯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种豫省,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著传谕军勒浑,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一并由驿迅速寄交毕沅,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

与玉米和红薯相映成趣的是占城稻在中国推广普及的历程。宋真宗时遣使至占城,取稻种三十石种于福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占城稻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能更早,甚至在宋朝建立之前)。因其耐旱,大中祥符五年又取稻种三万石,分种于江淮、两浙。

当时的中国晚稻(如红莲稻)自播种至成熟需150天,粒肥而香;占城稻只需100天(后缩短至60天)即成熟,但单产量低,且味道不好,属于下等米,只供农民食用,或用做军粮、马料。而正赋(上供米)仍征收宋朝本国的晚稻粳米。宋朝官米(以及地主租米)只收晚稻粳米的另一个原因是占城米不耐储存,容易腐烂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