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李克农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我父亲是第十六集团军副参谋长,李克农是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是友军,时常有接触。我父亲对共产党的报纸、剧团在桂林的抗日活动都提供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1942年5月,我父亲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组织,和李克农的关系从朋友变成了同志。为便于联络,他和李克农之间有特定的称呼:李克农随朋友们的习惯称我父亲为“练兄”、“七哥”;而李克农有一个名字叫“曼梓”,又是南方人,我父亲联络他时称“蛮兄”。
我母亲一贯信任、支持自己的丈夫,从这时起,也曾多次从经济、物资、住宿、交通等方面帮助李克农、潘汉年和他们介绍来寻求帮助的同志、朋友。
母亲不善于处理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从来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称谓,我父亲就只让她记住:这是“桂林的李经理”、“桂林的蛮先生”——谁知道过了多年,她就是看见了李克农肩上的三颗星,还是叫他“李经理”。
1949年1月,我父亲经香港返回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的驻地在河北平山一个叫东黄坭的小村庄,机关的同志们都分散住在村里的民房。部长李克农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办公、起居,他用的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东面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西面会客。
我父亲就住在李克农卧室对面那间客房,和社会部机关的同志一起作息。这样一位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刚刚从敌占区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一来就直接进入了党中央情报工作部门的核心,足见中央对他的绝对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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