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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绵里藏针是草包自我宽慰的借口

鸿章之张扬本性,不仅不受约束,反得鼓励。咸丰十年(1860年),曾师率军进驻祁门,拆城墙而改建碉堡。

当时鸿章正在军中,竭力劝阻曾师。因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正是兵家之所谓绝地,易攻难守,不如及早移军他驻,以免临事危难,铸成大错。不料,曾师于此事已有定见,固执不从,再三争谏,曾师却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此时,皖南道李元度率师守徽州,曾师严令其守城毋战。元度不听,出城与长毛(太平军)大战,大败而逃,徽州于是沦陷敌手。元度于乱军之中失散,多日方回大营,却不留营听勘,径自回乡。

曾师大怒,命鸿章草拟奏折,弹劾元度。鸿章以为,元度实非统兵良材,今遭大败,非其之过,过在“将将之人”,用非所长。且元度是与曾师同患难之老人,过往功绩卓著,不可因一战之败而责之,乃率众幕僚为元度说情。

曾师犹自不肯,鸿章无奈,只好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师亦说:“我自属稿。”

自此,鸿章已是骑虎难下,只能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师说:“听君之便。”

鸿章于是辞职而去,回江西兄长家,奉老母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