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清代三藩研究》、《一代枭雄吴三桂》、《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主持清史《传记·康熙朝》上卷,“清前期地方行政与吏治研究”等国家及教育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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