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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为何几乎无官不贪:议罪银制度加重贪污

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珅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 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