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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