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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