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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