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
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
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尔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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