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
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
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
渐渐四十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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