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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