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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专家:为已盖棺但未论定的华国锋正名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李鑫在理论务虚会的发言(1979年2月2日)。〕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转引自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9页。〕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