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毛主席就出其不意地宣布:凡是写信要求上战场的,全部留下当教员,没有写过请战信的,才可以分配到前线部队去。
张爱萍一不小心“弄巧成拙”,被留在了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没去成前线,吃了个大“亏”。从此再不敢胡乱请战,老老实实的在抗大当教员,自己读了不少军事理论书籍的同时,也为抗大培养了不少人才。
中央领导看他的性子沉了下来,这决定调他去上海干另一个“老本行”——搞地下工作。
张爱萍虽然对上海挺熟悉,也有过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可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正面战场,不愿意去搞地下工作。为这,毛主席又亲自找他谈话,并答应让他自己挑几个人一起去,张爱萍才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张爱萍从延安出发途径上海时途径西安,当时周恩来正跟老蒋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张爱萍因此受总部要求,换上了新军装,还被授予了上校军衔。
不久之后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形势吃紧,张爱萍到达上海之后,就立刻开始着手开办游击培训班,并根据上海的地形特地制定了游击方案。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当时担任省军委书记的张爱萍,对跟他搭档的浙江省委书记刘晓说:“是不是先派吴仲超一人到浙江,我仍撤到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
但当时刘晓接到中央的命令,是让他和张爱萍、吴仲超等人一起去南京接受新任务,他当然没法同意张爱萍的提议。张爱萍只能跟着刘晓、吴仲超等人一起去了南京。
等他们到了南京的时候,南京城内已经一片混乱,不少国民党部队不战而逃,留下了很多枪支弹药。
张爱萍看到那些被遗弃的枪支弹药,眼里简直要冒火,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走了。
他对随行的陈家康和吴仲超说:“把这些枪收集起来我们打游击!老陈辛苦一趟去武汉,将这里的现状和我们的设想,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并请示。”
张爱萍坚持如此,谁劝都没有用,大家只好按他的说的,吴仲超留下跟他一起收集枪支弹药准备打游击,陈家康去武汉向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报告情况。
陈家康走后,张爱萍兴致勃勃地和吴仲超开始收集枪支弹药,布置人手准备打游击。可不久之后陈家康就从武汉打来电话,转达了中共代表团严令他们撤离的命令,不许讨价还价。
张爱萍浙江的“游击梦”彻底破碎,只好服从命令去了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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