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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下令释放东北军团长,一年后西安事变了

中共中央收到李克农发回的电报后,立刻开会研究,最终决定让周恩来再与李克农前往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它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实质性联合,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抗日民族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

周恩来则冷静地进行分析,认为如果能够把蒋介石争取过来对抗战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说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困难。

张学良则表示:“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就一定能成功。”

周恩来听完后,认为张学良说得有道理,双方经过坦诚交谈,彼此的想法都比较接近,最终周恩来与张学良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问题,确定了一致抗日,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行动。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在红军与东北军达成全面合作的时候,高福源充当秘密信使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央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高福源受中共指派,继续在东北军中做联络工作。

在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与中共中央携手抗日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日益尖锐,矛盾日趋激化。

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命令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调往北方,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东北军调离。

面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红军的严重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

1936年8月29日,高福源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人,立刻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立刻下令卫队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声称为“逆部”所为,电请蒋介石亲往镇压。

与此同时,张学良与王以哲、高福源等亲信将领密商,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蒋介石同意抗日,则联共北上抗日;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抗日而坚决执行“剿共”,则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面对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蒋介石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两个大吵一架后,蒋介石飞抵洛阳,并调集中央军向西北集结待命。

为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再次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再遭蒋介石的拒绝,并表示,如果东北军不能“剿共”,就立刻将其部队调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又遭蒋介石的拒绝,到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也被蒋介石拒绝,张学良最终确认蒋介石绝无抗日意向。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调来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部署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以此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劝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