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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周恩来预伏谍报网，宋庆龄可能被日军生擒

三、周恩来提前运子

周恩来抓情报工作的格局与眼界，远非号称中国FBI的国民党“两统”所能比拟。

军统和中统乃是蒋介石的独裁工具，注定他们的职能是主防中共、次防异己，格局的狭隘注定了“两统”在布势上的天然劣势。

“两统”在两个地方的情报工作几近于零：

一是延安，“两统”都打不进去，原因主要是延安浓郁的革命风气天然排斥国民党特务，特务们只靠作伪根本无法培养出与延安军民相同的气质。《风筝》中描写的那位潜伏的女特务直到去世都没有暴露，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想象，实际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另一个就是香港。“两统”对这里其实没有多大利益诉求，中共在这里固然没有实体力量，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也只不过是一个只有名义上的影响，而没有实际力量。在蒋介石看来，对这种人下太大功夫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两统”在这里的力量略尽于无。

周恩来布局地下党组织则不然，不管有无实际意义，都要放长线钓大鱼，切小口挖深井，以备不时之需。

比如香港，这块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小小海港，虽属弹丸之地，却是各方势力交织的缓冲地、混杂地，各派人物都在此居住或避难，蕴藏的政治信息量极大。周恩来有心于此久矣。

所以一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周恩来随即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在香港布置了党的地下组织。

当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主任是廖承志，廖是革命元勋廖仲恺之子。潘汉年是中共中央代表，地下工作的实际指挥者。还有一位叫刘少文，公开身份是中央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兼顾负责澳门的地下党组织。

在他们的辛苦努力下，香港地下党员已达2000之众，力量不可谓不大。

也正是周恩来提前运筹，这一步看似无关宏旨的闲棋，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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