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位1940年进入中国银行伦教分行工作的中国银行国外员工,在工作和与中国员工的相处中愈来愈感受到绝大部分中国人“不嫌母丑”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中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海外华侨回归祖国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因此对于丈夫的想法她可以了解。
1957年春的一天,刘道蕊到移民局,注销了自己的英国国籍,申请办理了移民中国的流程手续,加入了中国国籍。
回到国内后,刘本堃和刘道蕊被分配到营业部做最基础的工作。他们的献身精神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仅沒有获得肯定和称赞,反倒常常被监视着。
刘本堃在营业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觉基本上所有从海外回来的专家和业务骨干,都从事与其工作能力极为不相称的工作,这样的状况很明显是政治歧视。这样的用人方式,严重损伤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
经过反复思索,他给行长乔培新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没多久,一大批从海外回来的同志陆续被调整到比较重要的管理部门,刘本堃被调到了研究所。
可是,研究所沒有指派他去从事最了解的英、美和欧洲地区经济研究工作,只是让他独自一人从事那些从没进行过的非洲经济研究。对这样的事情,刘本堃并不在乎,他觉得干什么工作都能够对国家有一定的贡献,只需用心去做,那些不重要的工作也会变得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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