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复电中是这样说的,即: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工作成绩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不过戴笠保得了李时雨一时,却并不代表他安全了。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军统内部出现权力真空,派系之间的倾轧凸现,党组织在获悉李时雨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军统可能会随时逮捕李时雨之时,立即下令:指示其到东北找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由他分配工作。
可是就在李时雨准备乘机离开的前一天,军统特务抢先一步将其逮捕,之后把他关押在上海南市车站路的军统看守处里。在狱中,军统特务们多次对他进行毒打,甚至连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也几乎都用过,只是李时雨依旧没有屈服。
李时雨在被关押了数月后,由于始终未曾侦查出“异党”行为,加上外面的同志与朋友找关系、托人进行疏通,李时雨的案卷被送去了上海法院。但由于军统的施压,上海法院最终判处了李时雨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后来随着国内战场上国军节节败退,国民党当局迫于经济窘迫,无奈之下只能“顺应民意”释放了一批有期徒刑15年以下的罪犯,而李时雨自然也得到释放。1949年2月,李时雨被释放的消息通过上海市相关报纸报道之后,党组织第一时间就派人联系上了李时雨,并安排他与接头人张执一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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