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为了平息蒋介石的怒火,他特意找到戴笠,挑了一把镶了钻石的宝剑,委托他送给老蒋。至于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宋霭龄等人,他也都一一送了东西。甚至,他还给有实权的阎锡山送了50万元的黄金。
打通了这些关系后,对孙殿英来说,1928年12月份的法庭审判,也就变得毫无威胁了。最后,因为早前被抓的师长谭温江拒不认罪,此事也就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能被压下来,显然不止是那些打点起到了作用。对蒋介石来说,孙殿英虽是杂牌军,但毕竟是他的手下,他显然不愿意将来这一大罪过算到自己头上。因此,大小化小,小事化了,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待到风声都过去后,孙殿英又再一次嚣张了起来,他甚至这样为自己辩解:
“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的,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这就是孙殿英的可恶之处。明知事情已经败露,却仍能厚颜无耻说出这样的话。事实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他这一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且不说被他毁坏的清皇陵在历史、考古、建筑领域的价值,只说他所盗宝物最后的去向,就令国人心痛不已。
据文物学者们研究,那一车车的宝物在孙殿英手上,最初共有5大去向:售卖、上缴、罚没、贿赂、私藏。但到最后,其中大量宝物的结局却是一样的:流向了国外,落入了洋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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