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太北小的时候,刘志兰怕女儿难过,从没有将这些信念给她听,更没有让她看过,后来又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信不在刘志兰手中,直到1981在,这些信重新回到刘志兰手中,刘志兰觉得到了让女儿看到这些信的时候了,她在给左太北的信中说:“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就是我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
尽管这父爱晚了40年,却又并不晚,42岁正是一个足够成熟的年纪,在这样的年纪,与父亲“重逢”让左太北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她的心被满满的父爱充盈着,她的眼中饱含热泪,终究父亲的影像在她这里真正清晰了起来。
尤其是当她看到最后一封信,也就是1942年5月22日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必要之行动为原则。”
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在信中如此叮嘱自己的妻子,他的心中该是怎样的疼痛?然而在战斗愈加严峻的时候,左权不得不考虑妻子和女儿的将来,他是一名八路军高级将领,早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倘若他真的牺牲了,刘志兰一个人带着女儿必然是很艰难的,工作更无法开展,女儿也得不到好的照顾,最好的结果莫不是将女儿送出去,送给老乡抚养,这是一个很“无情”的决定,却又是最为深情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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