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他叛变的真正内心逻辑。我认为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对革命悲观失望。
刘厚总在大革命那会儿,是家乡的农运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就上山打游击,担任“湖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红军长征后,他打了三年的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的游击队剩下五十余人,被编入新四军特务营四连。
他自己也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又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级别大致是副营级。
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在38年以后两年的学习和大约一年在新四军工作之外,其他都是处于游击状态,也就是长期远离党组织的监管。在担任游击队大队长期间,搞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政委换了一个又一个。尽管后来进行了两年的集中学习思想改造,但是“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思想并未完全根除。
皖南事变后,他跟着项英,眼看着近万人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俘虏、歼灭,堂堂的新四军军部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沦落到只剩下十几个人,最少时只有他和项英两人在大山里四处躲藏。
在远有日军,近有顽军,眼前又缺吃少穿,时刻担惊受怕的心理压力下,他的革命意志发生了动摇,对革命的前途开始悲观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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