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一眼就看穿其中的周密算计。他说,这是一种巧妙的“排挤”,“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从莫斯科回国,张闻天怀揣的是莫斯科的经,自然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不甚理解和支持。到了中央苏区后,他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则是来自于共同工作中的真实体会。
他分管政府工作时,对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经验十分欣赏,并有意推广这些经验。当时,张闻天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毛泽东的两篇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首先在《斗争》分六期连载。
他效法毛泽东召集区负责人开调查会,共同商讨基层苏维埃工作。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也在区苏维埃工作调查会的基础上,完成《区苏维埃怎样工作》。
1934年4月,两本小册子合编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署名毛泽东、张闻天合著。书出版后,吴亮平对张闻天说,这本书很有用。张闻天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张闻天但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都要让毛泽东参加与指导。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分别迁至云石山和梅坑。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也搬到云石山古寺,他们同居一间堂屋内,自然又多了接触交流的机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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