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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反对毛泽东，晚年却说：我愿意做他的学生

极有可能。

所以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以后，为了避免中国出现斗争分裂，毛泽东决定和苏联做切割，也就是割断和苏联的深层次联系，只接受工业项目和资金技术。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大范围的讲，不要什么都学苏联啊，要学也要辩证的学，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经验等等。

具体到军队内部，便出现了“反教条主义”的动机。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不管苏联的精华还是糟粕，不管不顾的全部学过来，让人分不清解放军是中国军队，还是苏联军队。

刘伯承做为高级军校的校长兼政委，被中国和苏联的风波，推到风口浪尖上。

毕竟高级军校培养的都是将军，如果军校苏化严重，学员必然把“崇苏”的风气，带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所以军校是反教条的重点，而军校的重要又是校长刘伯承。

这是刘伯承落幕的大气候。

小气候则是个人纠葛了。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们都承认彭大将军的战功和品德，但也得承认，彭大将军的脾气暴躁，有时候挺......跋扈的。

58年的反教条工作，彭德怀是具体操办人，在正常工作之外，不可避免地带入数十年来的个人恩怨，以及持续多年的土洋之争、游击和正规之争。

所以在中苏切割的大背景下，个人纠葛被无限放大，刘伯承被迫走上批斗大会的讲台，无奈的做了一番深刻检讨。

和刘伯承一起作检讨的，还有粟裕，扣的帽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刘伯承做检讨的时候，当年并肩作战的政委，已经是会议领导小组组长。

他站出来想保护刘伯承，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不过在那种环境下，个人的力量太单薄，根本不足以对抗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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