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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