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
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
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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