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红二代”这一称谓发表看法时,罗援一再声明自己对“红二代”这种提法并不认同。罗援说:“这实际上是把干部子弟变成一个特殊群体,变成既得利益的代表,这是不公的。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为什么偏偏制造出‘红二代’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要把革命干部的后代和一般民众进行隔离,不利于营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采访中,罗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这些干部子弟的父辈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正像一首军歌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
其次,在战争年代中,许多干部子弟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很多人在解放后才被他们的父母接到身边,将军后代合唱团有一个节目叫《乳娘》,反映的就是他们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外,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子弟家庭受到冲击,上山下乡,是老百姓抚育、收留了他们,他们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
罗援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一些媒体报道中也将他归于“红二代”群体。罗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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