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
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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