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喟然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都怪我自己,1928年我与毛主席结婚后,好长一段日子,不习惯于当家属、做家务,干秘书也不乐意,总想带部队到前方打仗,常常与毛主席闹别扭。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还是不愿意守在主席身边,加上头部受伤处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就按往常一样耍脾气,不听主席的一再劝阻,硬是从新疆去了苏联治病,然后是学习。我到莫斯科已经是1938年秋天了。
我在苏联的半年多时间里,主席曾三次捎信,要我回去;他还托人给我带了一条围巾。有一次组织上安排从新疆来苏联的同志集体回延安,但我硬是没有随队回去。要说后悔,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次了!”
贺子珍心底里涌起情感的波澜,嘴唇微颤。她继续说:“与主席一别就是二十年!等我再次见到他时已经到了1959年了。那时我在南昌休养,有一天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说同我一道上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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