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1951年5月初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
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挖苦。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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