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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