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史海钩沉 > 正文

新中国为何定都北京?王稼祥一句话道出真相

“三和一少”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他曾教导属下工作人员,天下事有些是办不到,而且不该办的,而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是很难的,结果不幸而言中。

“从来没有考虑过后果,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她认为丈夫王稼祥是一个富于思考的人,看见一些事情对党和人民不利,他认为自己不说话,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王稼祥写建议信有一个推动力,那就是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王稼祥深受鼓舞,他在建议信结尾处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嗦嗦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这样谦恭的行文仍然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

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