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结果导致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用一些人的比喻说,光拔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到处哇哇叫,精简不能落实。这种状况,连负责落实精简工作的人也大伤脑筋。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早在1980年3月,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1981年底,他又指出,解决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弊端,用简单的改良办法恐怕不行,“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事隔不到半日,邓小平进一步告诫全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因此,他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到军队精简100万时明确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5年的精简整编,主要采取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
“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即把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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