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6年3月,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逐渐给父亲一大堆罪名,3月18日,父亲跳楼自杀,把腿摔断了,然后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父亲被隔离审查,申辩无门,倍感屈辱。他不愿背着“反党、反毛主席”的恶名苟活于世,为明心迹,他在夜里从关押自己的三层楼上愤而跳下,准备用自戕的方式以死明志。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学校组织学生在石景山钢铁厂劳动十天,住在厂里,就在这期间发生了父亲跳楼的事情。我从石景山回到家里,就再也没见到他,我的一支小气枪也不见了。
我很喜欢这支枪,回来就找,但是找不到。家里工作人员也不告诉我,只说气枪坏了去修了。我挺郁闷的,但也没多想。现在想想,其实是对家里采取了措施,收缴家里的武器,以防不测。
之后家里的变化就比较大了。12月会议父亲遭到批判,只是免除军职,地方的职务还没有撤。可父亲自杀未遂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共产党的说法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他跳楼之后,直到1972年以前,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只从报纸上知道父亲是个反革命,是人民的敌人,也没有想过将来还能见到他。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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