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
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
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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