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上,毛泽东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又是何故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呢?在这张举世闻名的大字报中,毛泽东提到了1962年和1964年,那么这两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毛泽东这样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196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大跃进”遭到了严重挫折,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才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发展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在边境,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此前还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只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但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对赫鲁晓夫的失望,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有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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