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二)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
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
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三)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
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
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
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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