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事我处理了5件:两次冲北门,3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5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1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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