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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上将回忆父母:当国家主席的儿子真不容易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同学们都对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

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平反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