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几件事情说明当时的混乱状况。天津矿冶学院的院长吴子牧调到北京市委大学部任部长,他在矿冶学院几乎被打死,吴子牧的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吊自杀了。
吴子牧在被打时,幸好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吴星峰赶到了,吴星峰扑在吴子牧的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吴子牧保护下来。
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北京市委说话没有人听。张霖之在矿冶学院被打死了,我们都不知道。
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造反,彭小蒙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回答可以不可以成立红卫兵的问题时,被台下起哄打断。
当天,我们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检讨,江青、陈伯达等人都在,彭小蒙来到会场对江青等人说有人不让她讲话。江青当时就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我说我去看一看吧。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和我去的。
当时,市委里驻进了一百多个联络站,秩序极为混乱,市委根本不能办公,只好搬到北京饭店、椿树胡同,又转到京西宾馆去临时办公。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指责我们是地下市委,怕见群众,要我们回市委去办公。
刘建勋说中央批评我们了,我们应该回去。我说不能回去,动荡的北京市委回去就出不来了。刘建勋提出他回去试一试,结果,刘建勋被包围批斗了一日一夜,还被迫在给造反组织提供经费的报告上签了字才被放出来。此事中央文革批评市委犯了经济主义错误,收买造反派以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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