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事上,同盟会从主要领导人、重要骨干到一般成员有不少人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指挥和战斗,参加了起义后革命成果的保卫和革命政权的建设。湖北革命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作是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管道邀请同盟会的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
同盟会也把这场起义看作是自己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联翩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在武昌起义中,虽然共进会不是孙先生组织的,但是与孙的同盟会有紧密的联系;虽然在政论上还与先生有争议,但是它使用的武装斗争方法和理论。依旧认为孙先生是国内所有革命势力的共同名义最高领导人。
使用了孙先生申明的国号“中华民国”。起义军人也都自认为是孙党。起义成功以后,也迅速电邀孙回国参与建立民国并与北方谈判。
(四)外交上,孙中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作用。按照《孙中山先生与辛亥革命》一书记述,辛亥年正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十一年,在革命初起的时候,最应担心的应该是外交问题:
第一是担心让外国列强误解革命为另一义和团事件,造成国内外对革命之恐怖;第二是担心是召致列强之干涉;第三担心是迫使列强阴助满清以对付革命。凡 此种种,在当时不仅有发生的可能,且在后来发现的若干事实,皆足以证明此种顾虑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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