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以哲学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敏感察觉到邓小平思想中的精微。他认为这句话很深刻,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一连四五年,毛泽东常常提到这句话。发源于早期的耳濡目染,并结合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悉心研求,邓小平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将之作为得到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关键。因此他也欣赏能同他一样掌握这个法宝的人。而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深深契合了毛泽东。作为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反映给毛泽东的情况、所提的建议都能做到言之有物,参考价值极高。
毛泽东非常爱看邓小平的报告,多次肯定和赞扬,并加上批注,转发各地参考。如邓小平1944年8月起草的对毛泽东所询减租减息等10个问题的答复、1948年6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等等,为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对此视之为宝。他的许多思想和著作的形成,邓小平有着独特的贡献。遇有疑难,毛泽东亦咨以函电。
此外,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作风也十分满意。邓小平生性恬淡,不喜交际,这与毛泽东的以诗文会友、周恩来的广结各路名士有很大的不同。战争年代,邓小平军务繁重,鞍马劳顿,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忙于党政庶务,即使偶有闲暇,也习惯于一个人独处静思,对于如何与人交游似乎无所用心。
他对同事相待以诚,相忍为公;对下属也是约束极严;对拉山头、搞宗派深以为戒。其组织纪律性和修养功夫如此之强,令毛泽东十分放心。这些特点在邓小平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尤其是“高饶事件”发生后为毛泽东体察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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