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觉得“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该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我回国之前,一个当时也在纽约使团的翻译处的同事要求和我谈谈。他问我对乔冠华部长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对他讲了。不久当我因偏袒乔冠华受到群众大会批判时,我在纽约告诉这位同事的话被当做证据证明我的“罪行”。
过了些年,我和这位同事都当了大使,我们在国外遇见了。
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道歉。我被感动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疯狂年代,不仅朋友,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以为这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们又成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时,在朝鲜时任志愿军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后来又担任国际司代理司长的毕季龙迎接我。他也对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并很同情乔冠华部长。当时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长刘振华指示,要准备领导国际司开展批判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2024-11-22 09:56:55
2024-11-22 10:06:20
2024-11-21 10:24:15
2024-11-21 10:13:52
2024-11-20 09:45:53
2024-11-20 09:34:44
2024-11-18 13:36:26
2024-11-18 13:29:04
2024-11-15 09:42:12
2024-11-15 09:39:10
2024-11-14 10:29:55
2024-11-14 10: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