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搜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在机场得知,总理在当天去世了。
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都不加理会。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
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将我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一大铁柜材料。
经领导同意,我们去保密室索要。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就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主席和总理指示封存不许动的,江青经过何人批准能全部取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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