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
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
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性格执拗,被俘后自恃身份,不肯写悔过书,还理直气壮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却始终榜上无名。直到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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